唐院文革，腥风血雨

十年浩劫，我校灾难深重，加以强令搬迁峨眉，使唐院成为全国闻名的重灾区。

有着爱国爱校、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唐院人，在文革巨大的政治压力和淫威面前，他们以各种形式，甚至不惜用自己的宝贵生命进行了抗争；他们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中，忍辱负重，坚持办学，开展科学研究，成为我校百年校史上值得时刻铭记的悲壮的一页。

 

文革风暴，席卷唐院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席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标志着全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毛泽东左倾的阶级斗争理论，成为他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根据。把中国人民引入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的巨大灾难。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当晚，新闻联播节目里，播发了由毛泽东批示的，康生、曹轶欧插手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 《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都干了些什么？》，矛头直指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6月4 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改组中共北京市委的决定，发表了新市委改组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并派驻工作组进入北大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接连几天报纸、广 播的宣传、煽动，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北京、在全国燃烧起来了。

当时，我校师生分散各地，63、65两个年级的同学和部分教师在峨眉建校工地参加建校劳动；61年级同学在各专业的教学基地进行现场教学；62年级的同学 和部分教师在四川眉山地区参加“四清运动”；64年级的同学在唐山校内上课。全校干部、师生对这场突然爆发的政治运动并不理解。5月17日，校政治部主任 崔德顺同志按照常规，在峨眉校区召开了全院干部大会，动员全校师生员工，迅速投入“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同时决定参加现场教学和“四清运动”的师生，立即 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1966年6月8日下午，西南铁路建设工程指挥部负责人郭维城受铁道部领导的委托，到我校峨眉建校工地给在峨眉的师生员工作了关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

他在报告中说：“我这次来不是来灭火的，是来点火的．运动的来势就是要猛．大烧一场。我点火，欢迎你们放火，烧谁都可以．”

“唐院有七十年历史，就是要翻这七十年的老账．解放前是洋大学．解放后十几年唐院走的哪条路？什么思想统治唐院？要算清．”

“唐院与美国康乃尔大学排辈，说什么是”东方康乃尔”！军阀时代的一个伪教育部长给学校写过一块匾，找不到了，后来罗河找匾，党员院长也下令找匾，真是怪事。这是资本主义思想，是奴才思想。”

“罗忠忱是个老顽固，是个洋奴，上课用外文讲课，唐院把他奉为偶像崇拜。给伍镜湖做寿，顾院长还去讲了话；顾院长的母亲死了，是个地主婆，有人出钱给买花 圈。胡适的儿子胡思杜，以前在学院教马列主义，真是怪事到处有，唯有唐院多。同学们！把唐院的丑事大大的揭，揭他们的丑，叫他们痛！”

“唐院的党总支、党支部的领导权还没有完全拿过来。唐院不问政治、轻视政治相当严重。唐院与资产阶级讲和平共处，讲平等，这个不行！放毒也不行。”

 “新同学一进校门，大标语上写着：“欢迎你！未来的工程师！”这不是变相的高价收买吗！”

最后，他号召大家，“一定要打出一个以毛泽东思想挂帅的非常无产阶级化的，非常革命化的新唐院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这个煽动性极强的报告在我校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几天时间，峨眉建校工地、教职工和学生驻地以及食堂里就贴出了数千张批判“七十年”、“十七年”的大字 报，斗争矛头直指我校前院长兼党委书记顾稀同志和各系的领导和知名教授。这些大字报捕风捉影，断章取义，无限上纲。诬蔑学校领导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诬 蔑教授是反动学术权威，是“牛鬼蛇神”；污蔑学校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十七年中，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用“红笔大刀”排挤、刁难、“砍杀”工农学生。大 字报还揭发大量的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对校、系领导和知名教授进行人格侮辱，极尽诬蔑、丑化之能事。有的大字报还提出，“要集中火 力，扳倒偶像，批倒保皇派，把他们手中把持的学校领导权夺回来。”

6月19日，一个令人震惊的、沉痛的消息传遍峨眉校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电机系副系主任姚皙明副教授，不堪凌辱，自杀身亡，年仅46岁。

姚皙明副教授是和电63级同学一起于5月上 旬来峨眉参加建校劳动的。5月14日，她在《新唐院》上以“做建校的促进派”为题，发表了文章。在文章中表示：“虽然我的能力很小，但我一定竭尽所能，贡 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不计较个人得失，学习白求恩、张思德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最后，她说：“我向党提出保证，一定要在建校的火热的熔炉中，炼 好思想，做建校的促进派”。谁能想到，仅仅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位非常受人尊敬、受人爱戴的老师，竟怀着满腔悲愤，离我们而去。

姚皙明老师是我校中科院院士曹建猷教授的夫人，江苏无锡人，1942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后在西南联大任教。1945年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院深造。新中国成立后，放弃了在美国优裕的生活，与曹建猷教授一起，冲破重重阻力与困难，回到祖国，来我校任教。姚皙明副 教授对教学工作认真负责，对学生要求严格，教学效果良好，深受学生欢迎。1958年，她担任我国韶山Ⅰ型电力机车设计电机组组长，为我国铁道电气化事业， 特别是牵引电机的设计、制造和研究做出了贡献。曾任我校院务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唐院支社副主任委员、唐山市政协委员、河北省妇联委员，1964年当选为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文革运动开始时，曹建猷教授正带领学生在云南进行现场教学。回到峨眉后，面对亲人含冤去世，不仅没有得到丝毫的安慰，相反迎来的是一场猛烈的批斗。

1966年6月18日，铁道部党组决定，在唐山的师生员工立即全部集中到峨眉参加文化大革命。仅仅给了3天准备时间，6月21日，在唐山的两千余名师生员 工立即动身分批奔赴峨眉。同时，铁道部派来的以办公厅副主任刘白涛同志为组长，由82名干部组成的工作组，与师生们一起赴峨眉参加运动。由于时间仓促，在 唐山的很多教职工只能把上小学的孩子留在唐山集中住宿，派人照看，太小的孩子只好交给父母或托亲友看管。

唐峨两地师生汇合以后，一时几千人聚集峨眉。此时建校工程刚刚起步，没有校舍，没有宿舍，可以说根本不具备几千师生起码的生活条件。教职工、学生只能分散 住进报国寺的寺庙、黄湾农民的大仓库、药材中学教室以及马路桥附近的农民大院。而大部分师生则住在黄湾临时搭建的大席棚里。6月28日下午，我校召开了唐 山、峨眉两地师生会师动员大会。会上杜景云院长、铁道部工作组组长刘白涛同志讲了话。动员大家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去。

这段时间，几千师生每天都是学习文件，写大字报，看大字报，揭发学院和本系的各种问题，批判我校的“七十年”和“十七年”，批判学校的各级领导及“反动学术权威”，后来发展到教师与干部、教师与教师之间，互相揭发、丑化，无限上纲，搞得人人自危。

    这时，从北京开始，全国兴起了一场红卫兵运动。

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的当天，毛泽东复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对红卫兵小将的行动表示热烈支持，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从此，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就成了红卫兵批斗走资派、抄家、破四旧等一切无法无天活动的理论根据。一场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速蔓延开来。

8月5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了一份直指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大字报，题目是《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以后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到县团级，经过红卫兵大串连辗转传抄，很快传遍全国。

1966年8月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决定》中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并要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决定》中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 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以后，在全国又一次掀起批斗“走资派”、批斗“牛鬼 蛇神”的高潮。

 “红卫兵小将”把学校和各系的党政领导、教授、还有不少政治辅导员抓来，带上旧报纸糊的高帽、挂上“黑牌”、在炎炎烈日之下，游街示众。从黄 湾一直游到马路桥，一个个被折磨得汗流满面，疲惫不堪。在各系住地、大食堂里贴满大标语、大字报，连日召开批斗会批斗本系的“牛鬼蛇神”。有的系的“革命 小将”，还对“牛鬼蛇神”教唱侮辱人格的“牛鬼蛇神歌”，也叫唱“嚎歌”。命令“牛鬼蛇神”们吃饭以前，要排起队，唱嚎歌，等着革命小将、革命群众吃完饭 后，才准他们去收拾好饭厅，然后进餐。

8月30日，学校又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机械系主任史家宜教师，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自杀身亡，终年55岁。

几天前史家宜教授不堪凌辱，已经自杀过一次，被人救起。但是，当时的口号是：谁自杀谁就是自绝于人民，就是现行反革命。史家宜教授的自杀带来了一场更为猛烈的批判和斗争，终于迫使他再次走上了自绝之路。

史家宜教授早年毕业于上海交大，后留学英国，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是我国知名的机械工程专家。1949年来到我校，担任机械系系主任，并从南京、上海等地 聘请了近十位教授和几大讲师来我校任教，筹建机械系实验室及实习工厂，几乎是平地起家，使机械系迅速发展壮大。以后即使在历次运动中受到一些冲击，但是， 史家宜教授爱国爱校，热爱教育事业从不动摇，一直奋斗在教学第一线和学科建设上，为我校机械系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史家宜教授去世后，当时的“革命派”命令将这位“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抬到峨眉黄湾后山，深埋地下，不留痕迹，以致在1979年平反昭雪时，要找一块遗骨因无法找到墓地而未果。   

9月3日早晨，东坡4号“干打垒”的教学楼轰然倒塌，成为当时学校的重大责任事故。桥隧系讲师姚富洲老师承担了房屋设计工作，在文革风暴的巨大政治压力下，他选择了死亡。终年只有37岁。成为在峨眉建校工程中强力推行“干打垒”经验的铁道部决策者的牺牲品。

姚富洲老师，是黑龙江省瑷珲县人。195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后来我校任教，担任建筑学教研室副主任。他参加了我校北京建校、兰州建校、唐山建 校以及峨眉建校等于系列的建校工程。在工作中一贯认真负责，为我校的建校工程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峨眉建校中，当时的铁道部老领导要求学习推广大庆石油学院 的经验，采用“干打垒”方法建校，姚富洲老师认为峨眉与大庆的具体条件不同，曾多次写报告建议采用峨眉河砂石代替全土“干打垒”方案，但被指责、诬蔑为反 对“干打垒”。领导强力推行“干打垒”施工导致东坡4号干打垒教学楼倒塌，并且险些造成更大的伤亡事故。（当时已安排师生入住盖教学楼）。此后，学校陆续 对“干打垒”房屋进行了改造，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从1966年6月到9月，运动刚刚开展了3个月，我校就有姚皙明、 史家宜、姚富洲三位老师含冤去世。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一期间，被大字报点名批判的干部、教师有四百多人。包括：校级干部11人，其中4人被诬为“牛鬼蛇 神”。处级干部41人，其中21人被诬为“牛鬼蛇神”。当时全校教师共607人，被点名批判的教师有338人，其中有113人被诬为“牛鬼蛇神”。戴高 帽、挂黑牌，进行侮辱性的游斗，最多时一次高达150多人。

 

1966年9月17日，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高潮中，学校组织学生和部分教师共1500多人，乘火车专列去北京参加国庆，接受毛主席检阅。国庆过后，大队 人马返回峨眉。有一部分学生自发的滞留北京了解文革动态。10月12日，在北京高校造反派活动的启发下，以我校机械系65年级郭xx为首的一部分学生在北 京建立了我校第一个造反派组织“唐院红旗战斗队”（简称唐院红旗），并在北京设立了临时总勤务站。唐院红旗以后发展成为我校最大的造反派组织。成立的第二 天，便进驻了铁道部，开始了造反行动。

从10月下旬开始，我校学生陆续参加了全国大串连活动。

10月25日，我校又一个学生造反派组织 “唐院东方红战斗兵团”在峨眉宣布成立。11月2日，红旗战斗队等群众组织，在峨眉召开了批判以杜景云、崔德顺为首的“唐院文革筹委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广 播大会”。11月3日，红旗战斗队造了学院“文革筹委会” 的反，查封了学院“文革筹委会”办公室，刀劈了“中国共产党唐山铁道学院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公章。这就是唐院红旗著名的“11.3”革命行动。11月 10日，红旗战斗队等群众组织提出了“回唐闹革命”的主张。他们认为，铁道部“6.18”决定是个“阴谋”，是把学生调到远离北京的偏僻山沟，以避免造他 们的反。并且立即出发。“11.3造反兵团”自峨眉押送40多名“牛鬼蛇神”干部、教师回到唐山接受批判审查。绝大部分教师、职工也借此机会，陆续离开峨 眉回到唐山。

12月28日，“唐院红西南战团”宣布成立，其观点是：我院迁建西南，大方向正确，主张留峨闹革命。在此后的数年里，我校一直处于唐、峨两地闹革命的局面。

从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初，唐院红旗战斗队在铁道部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造反”行动。12月19日，查封了铁道部党委、铁道部文革办公室、铁 道部机关文革办公室、还查封了近20个其他办公室。12月29日，召开了控诉、批判铁道部党委以吕正操、武竞天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1967 年1月8日，以搜查“黑材料”为名。砸抢了北京南口铁道部第一档案馆。同时砸抢了铁道部专运处，抢走4卡车所谓的“黑材料”。 1月9日，砸抢了毛主席专用列车，以搜查“黑材料”为名，把存放在车内的材料抢走。“唐院红旗”在北京的打砸抢行为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1967年1月，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号召下，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和“夺权”高潮。1967年1月23日，唐山市的造反派一举夺了唐 山市的领导权。简称“1.23夺权”。1月24日，在唐山的我校“二七公社”等群众组织宣布夺取了我校各级行政的领导权。2月23日，唐秦警备区发表声 明，批判唐山市的“1.23夺权”，支持包括“唐院红旗”在内的“革命造反派”。对参与唐院夺权的“二七公社”等群众组织不予支持。

鉴于唐山市及我校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形势，2月27日，唐院红旗总勤务站从北京撤回唐山，参与唐山市和我校的夺权斗争

1967年3月3日，唐秦警备区派军训团（即支左联络站，后改为军宣队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我校唐山校区。3月23日召开全校师生大会，表示支持我校唐院红旗及师生回唐山闹革命。

唐院红旗的郭xx一伙，在铁道部搞了一系列的打砸抢事件，回到唐山以后，更加有持无恐，在唐山市、在我校又干了很多令人发指的坏事。

1968年3月，唐院红旗郭xx等人拼凑了“彻底揭露杨、白反党集团破坏文化大革命专案组”，（注：文革中“四人帮”诬陷唐山市有一个以市委第一书记杨 远、市长白芸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无视国法，抓捕、绑架、刑讯的唐山市干部有十多人。4月4日深夜，对原唐山市委监查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于明信同志 进行了刑讯逼供。于明信同志坚贞不屈，当场被活活打死。此后不久，又发生了原唐山市委工业交通部部长杨月峰同志、唐山市422水泥厂党委常委刘国栋同志被 迫害致死事件。

我院副院长李钧同志，是河北省新乐县人。1931年参加革命，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区委书记、游击大队副大队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在呼和浩特铁路局 政治部担任宣传部长、副主任。1963年调任唐山铁道学院副院长。分工负责峨眉建校工作。对这样一个老干部，郭xx一伙别有用心的诬蔑为“叛徒”、“中统 特务”、“日伪情报员”等。据李钧同志的爱人张珍同志控诉：1968年3月，郭xx组成“南下兵团”，亲自把李钧同志从峨眉绑架回唐山。一路上就遭几次毒 打。由于李钧同志拒不承认，也不“乱咬”任何人，被扣上“反革命死硬派”的帽子，用刑越来越升级，整夜刑讯逼供。早晨架回家中，全身是血，头部肿大，五官 畸形，双眼肿得像核桃，惨不忍睹。李钧同志对这种残酷迫害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坚贞不屈。李钧同志说：“抗战八年我没有死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下，解放战争中， 蒋介石的军队也没把我打死，没想到今天落到这样的下场。” 1968年5月26日，不堪凌辱，自杀身亡。

我校前党委书记兼院长顾稀同志是抗日战争时期，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就首当其冲，被诬蔑为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戴高帽、挂黑牌，被游斗、批斗，受尽折磨。

对顾稀同志的看法，是我校“文化大革命”的核心问题。即使在文革的腥风血雨面前，我校的干部、教师和一大批同学，不愿随波逐流，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顾稀问题。下面是我校桥62级校友刘永佩同志的一段回忆：

“回到唐山后，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感召下，我院针对院领导的大字报批判随即铺天盖地、如火如荼，什么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红笔大 刀砍向工农学生……一桩桩，一件件揭发出触目惊心的“黑幕”，让年轻的学子们义愤填膺,热血沸腾，直教人不仅想把他们打倒在地，还要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 永世不得翻身！文革前已经调出学院、身材不高的顾稀院长又回到学院接受批判，天天出来看大字报。当时我在“铁道兵团”的顾稀专案组中，叫104支队，后来 成了支队长。我们十几个人，把大字报所揭发的问题全抄下来，逐条梳理，按问题性质分类整理，并制订出取证计划，然后分头进行内查外调，上至铁道部、高教 部，下到向被批判对象本人询问核对并作笔录，力求做到客观公正。每个问题调查取证后，经过讨论都要写出调查报告和结论，汇编成册。随着时间的推移，调查取 证也接近尾声，我们发现许多骇人听闻的罪行都是莫须有。许多“错误”的决策，却是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和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作出的，更有 一条，所有决策和人事上的调进调出，都经过院党委会集体讨论通过，并报铁道部、高教部批准备案。至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是从上（高教部）而下的，主责 不在下面。和顾院长的单独交锋，也让我为之一震，每个问题，都是小葱拌豆腐，回答得一清二楚：何时何地、哪次会议、通过什么决议、形成何种文件，甚至连文 号都能“交待”明白，他不时地翻看一下虽不起眼但显然有历史的私人小本本，佐证一下记忆。关于个人历史，他给我们讲了作为一个爱国知识青年他从上海奔赴延 安寻求救国希望，如何一次次通过封锁线，如何到了西柏坡……。三次面对面的交锋(我和战友大崔、马老师悄悄到顾院长的家中进行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这是一个记忆力超强、为人非常谨慎、沉稳，政策性很强的人。他的小心仔细就好像多年前就知道会有今天的应对一样，有备而无患。我开始想，一个有如此个 性的人，一个经历过延安整风、从抗大走出来的革命前辈，怎么可能会做出结党营私、招降纳叛的事？如果个人历史查不出什么污点，老院长可以说是个好干部，保 守点说也是比较好的干部。”

    但是，郭xx一伙，从1968年3月开始，变本加厉地诬蔑顾稀同志是“顽固不化的的走资派”，认为“不 打倒顾稀，就是否定我校文革的大方向”。并把顾稀同志列为唐山市所谓“杨白反党集团”的507名骨干名单之一。他们对顾稀同志进行的批斗、非法关押、刑讯 逼供、强迫劳动达7个月之久，使顾稀同志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和迫害。

1968年3月26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后，我校“红旗战斗队”、“东方红兵团”等24个群众组织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正式成立了“唐院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其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红旗战斗队。

1968年4月份，陈伯达窜到唐山，说在实现革命大联合后，还要进一步肃清反动流派。唐山市立即掀起一股“肃清反动流派”的狂风恶浪。红旗战斗队郭xx一 伙，把很多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如“铁道兵团”、“浪遏飞舟”、“红五七”等打成“反动流派”，被非法抄家、挂黑牌、游斗的干部、教职工和学生学生达百余 人。他们无法无天，对不同观点的群众，非法监禁，私设公堂，严刑拷打，大搞逼、供、信。一时，唐院校园里充满了白色恐怖气氛。仅在1968年4—7月，不 到一百天的时间里，除被他们迫害致死的除唐山市干部于明信、杨月峰，刘国栋三同志外，我院副院长李钧，干部贾宗光、教师熊大道、工人纪风荣、刘春融，学生 杨令群、陈泳等也都相继被他们迫害致死。

我院图书馆馆员贾宗光同志，1957年考入我校桥隧系学习。1958年在大炼钢铁中，小高炉爆炸，身负重伤，脸部被烧伤。1958年12月，荣获唐山市及 本校“红色钢铁突击手”称号。1961年毕业后留校工作。贾宗光同志工作积极，作风正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立场鲜明，与“四人帮”反革命路线作了针锋 相对的斗争。1968年5月被郭xx一伙迫害致死，年仅31岁。1968年10月份，学校为了准备过冬，几位被强迫劳动的“牛鬼蛇神”清扫锅炉房烟道时， 发现了贾宗光的尸体。看来是打人致死后企图焚尸灭迹，这帮打人凶手的滔天罪行令人发指。

     “浪遏飞舟”战斗队，是1967年初由我校几名中层干部组成的群众组织，他们认为顾稀同志 是一个好的或比较好的干部，不应打倒。对唐山市的运动认为“1.23夺权”大方向是正确的。“肃流”运动一开始，就成为郭xx一伙在全校的重点打击对象。 所有的成员多次被抄家，非法监禁，刑讯逼供。由于他们敢于讲真话，坚贞不屈，郭xx一伙大打出手，学校党办主任黄澎同志被打断了三根肋骨，肾脏严重挫伤， 后经医院抢救，四个多月才勉强撑着双拐站立，立即又被郭xx一伙拉去“审讯”、批斗。图书馆馆长万少萍同志被打得口吐鲜血，遍体鳞伤，浑身黑紫，血肉模 糊，当把他架回关押地点时，既不能躺，也不能坐，只能跪在床前，头伏在被上通宵达旦，造成终身致残，长期卧床，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桥隧系党总支书记孙雨 亭同志被打得全身伤痕累累，脚腕骨折，很长时间都要架拐走路。

在这一期间，还有很多同志遭到郭xx一伙的非法关押和毒打。如我校统战部副部长张增祜同志被非法关押，严刑拷打，伤口化脓溃烂，不允许医治，都生了蛆虫。 我校武装部干部陈德松同志，遭到郭震宇一伙用带钉子的木板猛打头部，打得鲜血直流，惨不忍睹。机械系辅导员王金智同志，被他们抓去刑讯逼供20多小时，被 打掉三颗牙齿，腰部严重挫伤。铁道系教师邓午天同志，从峨眉回到唐山，一下火车，就被绑架刑讯，当场打断肋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桥62刘永佩同学（女） 只因为对顾稀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就被非法关押两个多月，刑讯逼供，倍受摧残。

郭xx一伙还非法扣发所谓“牛鬼蛇神”的工资，有的每月只发给13元的生活费。抄家时，许多有价值的科研资料被毁掉。如罗河、张万久、王继光等位教授的科研资料被抄走以后，一直未能找回，给我校科研工作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

 

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了《关于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

8月27日，由开滦矿务局唐家庄矿120名工人组成的首批工宣队进驻到我校唐山校区。8月29日，由峨眉县739厂工人组成的工宣队进驻到我校峨眉校区。 9月26日，由开滦煤矿160名产业工人组成的第二批工宣队进驻到我校唐山校区。工宣队、军宣队，结合学校的干部代表、群众组织代表组成了我校“教育革命 三结合领导小组”。之后，我校的“斗、批、改”就在“教育革命三结合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开展起来。由于当时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方针指导下开 展工作，再加上“派性”的干扰，又作了很多错事，带来了新的灾难。。

    首先，是清理阶级队伍，捕风捉影，残酷斗争，随意株连的现象相当普遍，又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

我校的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是从1968年10月份开始的。唐、峨两地先后在教职工中办起“清队学习班”。唐山校区大批干部、教师集中在南讲堂学习文件，交待 问题。对一部分“有问题”的教师、职工进行抄家、关进“牛棚”，交待问题，强迫劳动。在运动中设立专案组，大搞逼供信，致使桥隧系主任、河北省政协委员， 著名桥梁专家张万久教授、机械系党总支副书记姚宝根同志、干部班学员崔立功同志、工程处工人徐汉勋同志，在运动中被迫害，含冤去世。

张万久教授，广东番禺县人，193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土木系，1938年至1941年留学英、美。获博士学位。1950年来我校任教，历任桥梁教研室主 任、桥隧系代主任、院务委员会委员、河北省政协委员。张万久教授对教学认真负责，作风平易近人，在我校桥隧系的教学工作、科研工作、研究生培养等各方面， 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51年，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他和同志们一起，承担了一批土建工程的设计工作，把设计费捐献给国家购买飞机，支援前线。充分表达了 他的爱国热情。文革开始后，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特务”的大帽子，挨批挨斗。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又被送进“学习班”、关进“牛棚”、成立“专案 组”重点审查，不堪屈辱，于1969年4月24日，卧轨自杀。终年55岁。就在这天早晨，他还对一位老师说，“我从英国学成回国，本想为祖国多做一些事 情，没想到会落得如此下场。”成为他的终生遗憾。

姚宝根同志，浙江慈溪县人，1949年参加工作。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火车司机、机务段党委干事、党委副书记。1950年6月，响应党的号召， 参加抗美援朝，他和他的包车组荣立集体大功，个人荣立三等功。1960年国家困难时期，响应党的号召，动员在工厂当工人的妻子自动退职，以减轻国家负担。 1961年，服从组织安排，从上海调到唐山铁道学院机械系任党总支副书记，家中留下了没有工作的妻子和四个孩子。姚宝根同志在工作中认真负责，密切联系群 众，作风正派，生活朴素。1969年3月2日，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在峨眉校区含冤去世，终年44岁。

其次，是在“一打三反”（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中，学校三结合领导小组决定，错误地查抄了近40名教师、干部的家，对有的教师还成立了专案组，使这些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

1970年7月，根据中央（70）20号文件精神，我院唐山三结合领导小组，在唐山校区开展了“批判极左思潮，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 （简称“批清”运动）。根据群众揭发检举，经唐山市革委会批准，对作恶多端的郭xx（群众组织“红旗战斗队”坏头头）等15人进行专案审查。这是我校教育 革命三结合小组成立以来做的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使全校的正气得以抬头。

1970年12月24日，在全院批斗郭震宇反革命罪行大会上，军宣队负责人张守义同志宣布：根据院“三结合”核心组研究决定，唐山市革委会批准，撤销郭震宇在学院的一切领导职务。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中央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四人帮”的操纵下，会议纪要中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 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际上，这是“四人帮”把教 育战线上的广大知识分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我国的知识分子，应该说是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之一。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的事 业，勤勤恳恳，努力工作，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却受到了如此不公正的待遇！1971年8月13日，我校教育革命三结合领导小组召开 扩大会议，传达《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我校广大的教师、职工对这种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谬论，十分气愤，但在当时的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敢怒而不敢言。

1971年底，一次更大的行动，学校全部、彻底搬迁峨眉就开始了！

还有一件事要说的就是文革中的毕业生分配。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高教部、铁道部通知，61年级至65年级共1300余名学生一律留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一直到1968年以后才陆续进 行毕业分配，并且根据中央通知精神，一律分配到基层当工人进行锻炼。1968年7月，学校对61年级（740名）和62年级（575名）的同学进行毕业分 配。当时学制是5年。61年级的学生是幸运的，完成了大学学习的全部课程和环节，只是推迟分配两年而已。62年级的同学应该说也是比较幸运的，学完了4年 的课程，只是缺一些专业课和毕业设计环节。1969年对63年级（655名）同学进行分配。他们在学校6年，读了3年书，搞了3年运动。1970年对 64、65两个年级（710名和709名）的同学进行了毕业分配。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两个年级的同学可以说是运动的主力军，参加的活动最多，上课时间最 少，只是学了一些基础课。1969年5月，为了纪念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三周年，我校唐山部分师生500余人（64、65级学生）组成10个教改小分 队，分赴北京、天津、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地的工厂、车站、工地，参加教育革命实践活动。对64、65级同学熟悉专业实践知识有所帮助。

应该指出，当时的毕业分配是收到“派性”干扰的。同一“观点”的分到好地方，反对他们的分到边远地区。同时，在毕业鉴定中还要写上一笔,知识一些同学受到了不少委屈。（改革开放以后对文革中的档案材料已经做了处理）

我校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大学生共有5个年级3389名，他们都是经过全国统考选拔出来的品学兼优的学生。但是，在校期间，他们大部分没有完成学业，对他们本人的发展是个损失，对国家人才培养更是重大的损失。

文化大革命是一段令人不堪回首的辛酸回忆。

对于“文化大革命”，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已经正式作了结论。《决议》中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的革命和社会进步。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在这场震惊世界的大浩劫中，我们唐院成了文革的重灾区。现在我们回忆这段血泪写成的历史，无意再翻开几十年前的老账，评论谁是谁非。事实上，除去林彪、 “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和一小撮犯罪分子以外，所有经历过这场运动的人们，不论是老干部还是“革命小将”，不论你是教师还是学生，不论你是哪个组织、哪个 派，都是这场运动的受害者。列宁曾经说过：“忘记过去的灾难，就会给未来带来灾难”。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就是要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教育后代，避免历 史悲剧的重演。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校的教师、职工、干部队伍，受到残酷的迫害与冲击，搬到峨眉以后又在生活、工作上遭遇到巨大的困难，有的 老师还要强忍着在文革中、在唐山大地震中失去亲人的痛苦。但是，他们继续发扬了我校爱国爱校、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逆境中坚持办学，为国家培养出一批批 优秀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历史的事实说明，我们学校拥有一支多么好的教师、职工、干部队伍！凭借着这种精神，我们一定能够恢复往日的辉煌，开创更加美好的 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