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篇
 我的父亲何志先，于1958年12月由铁道部经济勘察设计院调到唐山铁道学院任副院长职务，至1981年8月离开西南交通大学副校长岗位，共度过23年时光。1958年父亲47岁，到离任时，他己是70岁的老人，任副院长职务期间经历了很多变迁。母亲、哥哥和我是1960年12月从北京搬家到唐山铁道学院的，从那时起我和唐院便结下种种情缘。在父亲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写下几件我少年时父亲教育哥哥和我如何做人的故亊，做为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系列文章的开篇，以此表达我对父亲深深地思念之情。
1959年暑假，我的哥哥一个人去唐院看望父亲。到了以后，父亲让他在学校的实习工厂学习操作车床，而当时他也就是刚上初中，还是个15岁的孩子。哥哥在车床前度过了这个暑假，离开时他已可以熟练地操作车床加工零件，还意外的获得5元钱的奖励（后来得知，这5元钱是父亲从自己工资里拿出来的，让当时管理实习工厂的温述元处长交给哥哥）。得到5元钱的他回北京后在我们住宅区的十几个小伙伴面前好一阵的炫耀，因为伙伴们谁都沒有得到过这样的机会接触工厂和车床。哥哥用这5元钱买了飞机模型材料做了航模。这件事父亲让哥哥和我认识到劳动光荣。
1963年，上高中的哥哥接触到矿石收音机，并开始鼓弄。哥哥说一根天线加上一块特殊矿石和一副耳机，就能听到美妙的音乐，动人的故事，我也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俩用从伙食费中节省的钱购买了所需的零件，组装成两台矿石收音机（当时党中央提出教育好后代的事，父亲説唐山人民平均生活水平是13元/月，所以规定我们哥俩每人每个月有13元伙食费）。有一天父亲看到我俩的杰作——矿石收音机后，怒不可遏，随手抄起斧子把我们手工完成的矿石收音机砸了个稀巴烂，说这是不务正业，不允许我们俩人再做与学习无关的事情。从此哥哥“改邪归正”了。我呢，在邻居顾星影响下接触了二极管、三极管，玩起了组装半导体收音机，到后来组装出七管半导体收音机。1964年父亲去杭州疗养时碰到了熟人，父亲的这位朋友酷爱无线电。俩人在谈及个人爱好对人生的影响后，父亲认识到了个人爱好在孩子成长中的重要性。他从疗养院回来后和我谈了此亊，认可了我的爱好。1977年我从唐山柏各庄农场招工，分配到西南交大电机系。虽然我在农场从亊农业劳动近10年，但因有对无线电的业余爱好和特长，我也在工作中旁听了很多位老师的课，在知识理论上有了进一步提高，我很快就胜任了我在电工基础实验室的工作。
1964年暑假，父亲要我们哥俩利用假期时间学习做饭，以利于将来个人的独立生活需要。我俩来唐山四年吃惯了食堂，当然是特别反对。父亲不顾我俩的反对，执意让我俩在家学做饭。这个假期，我们学会做一些简单的饭菜，虽然不是很美味，但也不算难吃。1985年，我第二次回到父亲身边，这时的我已经可以做一桌味美可口的饭菜，年少时迫于无奈做饭的心情，已被迫不及待向父亲及家人展示手艺的心情替代了。看着一家老少吃着我精心烹饪出的饭菜时，我心情格外高兴。父亲称赞我达到了准一级厨师的水平，这时我才真正理解他在1964年要我们学习做饭的深刻用意。
1966年12月我利用大串联的机会，坐上火车去四川，经成都到峨眉，看望已经－年多沒見面的父亲。那时的我穿着旧军装扎着大铜扣的武装带 ，戴着红卫兵的袖标威风凛凛的出現在父亲的眼前，给了他很大的惊喜。然后向他讲述文化大革命中我的行动收获，他问我打过人吗？我老实的说破四旧时打过地主分子，父亲要我回去后好好学习十六条的中央文件，今后不许再打人要以理服人。回唐后，我真就再也沒有打过人。到了峨眉山免不了要上山庙里去看看，因为是自己一人上山父亲免不了有些不放心。因为唐院红卫兵上山破四旧把庙砸了，破坏得很严重。他要我別扎武装带，摘下袖标，这样去庙里，和尚可能对我不会有什么反感。
在峨眉的几天里，父亲带我在校园里走走，告诉我学校发生的重大亊件，至今我仍清楚记的两件亊。
其一; 学校盖好的干打垒的楼房，在下了一夜大雨后的早晨，轰然倒塌了。本来这栋楼正常情况下过几天就要住进师生了，好在是提前倒塌，不然的话后果就会很严重。
 其二;在峨眉学校正门不远处有－漫水桥，他告诉我这里曾经有一个女学生被大水冲走。亊情的经过是这个女生是名广播员，晩上播完音后回宿舍因下雨，一名男同学送她回去。路过漫水桥时本来男同学是牵着女同学的手过桥的，这时对面有人打着手电过来，那时男女生不能有亲近行为，女同学可能是害羞，就放开了拉着的手，就这一瞬间女同学就被急流冲沒影了。学校师生多少人冒雨出动寻找，第二天白天才在很远处找到遗体。
就这件亊，父亲告诉我，当年他在延安时也曾看到延河本来很平靜，可是当山水下来时，也是波浪涛涛而过。他要我今后有相同情况时要多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对还沒有步入社会大门的我，父亲就是这样进行人生知识点滴教育。
1993年11月26日父亲驾鹤西去，走了十八年了。每当我想起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我更加深了对他的思念。我决心拿起笔写出我所知道的父亲在唐院工作生活的往事。
我的父亲何志先离开我们已经18年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他对子女的教育、对革命工作的态度、对周围同志的关爱……随着我年龄的增长，那些原来我不经意的亊情，反而历历在目，愈发清晰。
今年12月18日是父亲百年诞辰，在这个特殊的日子，作为儿子的我，将我心目中的父亲写出来，一是激励自已更好的做人，教育后代继承老－辈的优良传统，二是以寄托对父亲的深深怀念。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父亲就读沧县河北省立二中，受到当时在校工作共产党员刘格平同志教育，思想上有了进步要求。1932年进北平朝阳大学学习，于8月参加社会科学联盟。1933年3月在朝阳大学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5月担任团支部书记。北平公葬李大钊同志时，党团组织遭破坏父亲与组织失去联系。1937年七.七亊变后，他在刘杰同志教育帮助下，毅然只身奔赴延安，于1937年9月到达延安，10月考入陕北工学院，这以后他参加了抗日战争，战斗在河北省南部一带。1945年在延安党校毕业，12月赶赴张家口进入铁路分局工作。1947年东北解放区需要大批干部组织工作，父亲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赶赴东北铁路学院工作，从此为中国的铁路事业上贡献了后半生。以下是父亲工作简历：
1932年7月沧县河北省立二中毕业
1934年北平朝阳大学肄业
1935年1月——6月华北政委会农村指导员养成所学员，
1935年7月——12月失业在家
1936年1月——5月任北平小学教員，
1936年6月——1937年2月任华北政务委员会交通委员会北宇铁路驻平办亊处书记员
1937年3月——1939年2月期间分别任钜鹿战委会干事，南和县战委会主任，冀南第二军分区独立大队教导员
1939年3月——1943年9月任隆平县大队政治处主任，第二军分区政治部教育科股长，冀南军区武筹委教育部部长
1943年10月——1945年11月延安党校二部学员
1945年12月——1947年9月张家口铁路分局会计课长
1947生10月——1948年11月东北铁路学院教育科长，教育处副处长
1948年12月——1949年5月东北铁路学院分院教务长
1949年6月——1950生8月沈阳铁路局工务处副处长，技工学校校长
1950年9月——1952年8月东北特派员办亊处计划处处长
1952年9月——1958生1月铁道部计划局局长助理，经济调查亊务所所长
1958年2月——11月铁道部经济勘察设计院副院长
1958年12月——1981年8月唐山铁道学院副院长，西南交通大学副校长
1981年8月大连铁道学院任顾问
1934年父亲反对家里包办婚姻，为此我爷爷拒付了他上大学所需的费用。己经读到大三的他，被迫中断了学业。1958年能够来到中国有名的高等学府唐山铁道学院工作，父亲特别高兴，他中断了24年的大学梦可以实现了。来到学校后，他对学校教师有一种特殊的关爱。下面我给大家讲四件父亲在学校工作时发生的亊情，这些事都是他关爱教师的真实写照。
第一件事，工作一年多父亲对大多数教师的个人状况有所了解。1960年他找电机系的副主任吴楚谈话：你系的A教授下学期沒有上课安排的话，就给他放假，让他回上海找对象吧（由于种种原因，A教授年近40岁未找到心仪的对象）。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解放这么多年了A教授是专家级别的，怎么能让他到現在还是过单身生活呢？所以就对副主任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令他高兴的是在他间接帮助下，A教授过不多久后成家了。
第二件事，B教授因家庭原因很长时间没有回学校上班，工资没有人帮忙领，财务科打报告请示父亲这件事怎么处理。父亲接到报告认真思考，觉得他是电力机车方面不可多得的人材，为了让他早日处理好问题回到工作岗位，所以他让财务科派专人去上海把工资送到教授家。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件事被揭发出来，说父亲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孝子贤孙受到批判，但父亲从来不后悔做过这件事。
第三件，张鸿逵教授因娶了日本女人为妻，文化大革命中被怀疑为日本特务投进监狱。文化大革命后期查不出罪证被释放，通知单位要其家人去接。父亲得知后决定自己亲自去接，给张教授心灵上慰藉。当张教授走出监狱大门意外的见到父亲时，久久不能说出话，他怎么也想不到何院长会亲自来接他出狱。父亲安慰他说：什么也别说了，快点上车咱们回家去吧。回家这个词从嘴里说出，引得张鸿逵教授大哭起来，在他来这是多么期盼的词语。
是不是只有教授才得以父亲的重视呢？我讲件青年教师的亊大家便知道答案了。20世纪60年代，中青年教师大都住在老唐院校园的东西宿舍楼。用开水要到较远的锅炉房打，因人多锅炉小，中间要加入水，锅炉房早晚规定了使用时间，为了能打到开水大家往往要排很长队。有一次因为中间加水的亊，一名青年教师和烧锅炉的师傅争执起来了，争执的比较利害，师傅说不过教师，就动手打了青年教师。这样青年教师就从肉体上吃亏了，这件亊传到父亲耳朵里，他觉得不能允许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被打再次发生，必须严厉批评那名烧锅炉师傅，就找到这位师傅说“你怎敢打我的教师。”这句话是父亲对教师情感的真实写照，因为他认为要办好学校就离不开教师，而青年教师是学校的未来。就因为这句话，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揭发出来，罪名是对工人阶级沒有感情（这顶帽子可是有份量的，因为毛主席说了：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
父亲对老唐院（西南交大）教师的个人状况了如指掌，调到大连后，老唐院（西南交大）教师出差到大连看望他，他能张口就叫出来者姓名，说出是教哪门课的，更有甚者的是能说出是哪一年提的讲师等等，令来访的教师惊叹不己。
1958年12月——1962年父亲在唐院主抓教学与科研工作。黄安基教授在治学严谨判卷严格是有名的，就是有学生考到59分他都不会提到60分给个及格，而让他好好温习功课，通过补考，只有这样知识掌握的牢靠。黄教授的做法本来就是唐院办学的一贯作风，所以父亲在一份文件中批示：希望该同学在今后的工作中能为社会主义多做贡献。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批示让他背负支持红笔大刀砍向工农学员罪名。
1959年底——1960年父亲亲自带领土木工程系的杨耀乾教授、路湛心教授、机械系刘仲华教授及部分中青年教师和土木系56级的一个班同学到北京某部队参加一个直径为20米天线科研安装工作（这个项目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项目）。当这个项目园滿完成后，部队首长很滿意，同时把符合部队条件的同学都分配到部队研究所工作。
20世纪60年代某年夏天父亲领着中层干部开会研究学校工作。有的干部提出天太热了，何院长怎么办呀？父亲就明白这些干部要吃西瓜了就自已出钱让他们买几个西瓜回来吃完后再开会。到峨眉后又被他们敲过喝茅台的竹杠（那时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对待学校与个人的钱可是分的很清楚的，公家的钱1分钱都不会多占）。
带队上北京搞科硏项目那次，父亲心血来潮去北京某茶楼和售货员商量买两角钱的碧罗春茶行不行？售货员还真给他抓了点可以冲一次的碧罗茶叶用纸包好后交给他，回到招待所他冲好茶叫来杨清春说咱们也尝尝碧罗春的茶香吧。前后两件亊说明了父亲善待同亊，对自己生活要求又很严格。
中央决定开展大三线备战建设之后，铁道部吕正操部长看上了峨眉山风景宜人，就令顾稀院长筹备将唐院迁到峨眉。顾稀院长不同意在当时不通铁路的峨眉搞“干打垒”建设铁道学院，惹得吕正操火冒三丈。1966年2月，吕正操部长接到唐院（吉佩祉）的一封告状信，就亲自在成都召开了有名的“二月会议”。会上，因为何志先曾在唐院党委会上表态，认为在峨眉农村不可能办好大学，吕正操部长指名道姓，批评顾稀和我父亲一通，当场拍板更换唐院的领导班子：顾稀被当场宣布调离，何志先待调，杜景云接任学校领导。会后，吕正操部长要武竟天副部长做善后工作。武部长调过告状信来一看，感觉事情沒有那么简单。武竞天副部长从部里派一人（刘白涛），又从北京铁道学院调一名副院长（李德仁），组成工作组，到峨眉西南铁道研究所，召集唐院党委成员，开整风会。会上，党委成员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可开了两天也沒有人提到告状信上所说的事。这时，武竞天副部长觉得时机成熟了，就把告状信印发给党委成员。大家－看告状信就纷纷质疑：写告状信的人为何无中生有？！这么只开了一次党委会，诬告者就再也不愿在唐院干下去了。从1966年2月这次党委会，到1976年7月28日吉在唐山地震中去世，在峨眉十年沒有見到他的身影。但唐院因此失去了顾稀这样一位好院长！我想吕正操部长工作不是那么武断的话，唐院的工作可能会是另一模样。从66年——78年正院长缺位（实际上），谁都不想长干下去，最短的只有几个月任职状态，直到粉碎四人帮后77级考生到校，教育工作迎来新的春天，西南交大才有了新的领导班子。
1966年2月到1981年8月长达16年，因沒有接到组织的调令，我的父亲一直生活工作在峨嵋。在吕部长眼中是迁校工作跘脚石的他忠于职守，从55岁干到70岁，在最艰苦环境下看着学校一点点的建成。原院级领导成员五人中只剩下他自己一人而且是岁数最大的（原顾院长被调离，李钧副院长文革中在唐山被迫害死亡，另两位都因故未去峨），在峨嵋和广大教职工坚守着，一直到调离仍住在住宅1号楼那40平方米的房间里（当时已盖好90平方米的住宅）。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在唐院工作七年多了，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那时我开始专门关注大字报内容（前文已谈过几件亊）。有一条是这样写的，1959年父亲刚来学校不久，觉的学校伏尔加小桥车太旧了于是就上北京找到部领导要了一部新华沙回来。父亲为人善交往，我觉得这是父亲的长处，在铁道部工作十几年跟几位副部长很熟，和铁道部教育局局长孟华关系亲密私交很好，並同各局局长也都有工作关系。所以能为发展学校，多要点物资和资金对学校有什么不好呢？同时和各路局的关系也得到改善，相互之间联系也密切了，原院领导正缺乏这一点呢。
文化大革命最疯狂的1966年7到9月，造反派要老“当权派”和教授们登台报到，我父亲上台只说了一句，何志先报到。沒有按照造反派原要求加反动派的帽子，而是以早年参加革命者的气概坚持实亊求是的态度对待文化大革命。
文革中各造反派找他了觧顾稀院长的情况，他总是说顾稀院长主流是好的、大方向是对的、是按照上級党委的领导指示办的，造反派要求父亲说些具体内容，父亲说自己年岁大了记不清楚了，事情要实亊求是不能乱说，你们可以去查党委会议记录。父亲这种对领导对同亊的态度使周围的其他同志钦佩不已，这点体现出父亲为人忠厚老实的本性。
在大动乱的年代，党委领导没有了，中央文件见不到了，父亲有迷惑不解的地方只能从两报一刊和各种小报来分析形势，从周总理接待各地造反派的讲话来了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那时他统计过这几年总理每天只睡2到3个小时，深深体会到总理在全国大动乱时工作多么不容易，对总理的感情更加深厚了。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去世，全国人民心情都很悲伤，可是四人帮及其同伙在各地不允许为总理开追悼会，这一反人民的行为使父亲不顾他们的反对，在总理去世后要下面的同志在名山电影场台上挂了总理遗像，每天早上去默哀，以表达对总理的真实情感。那一年的一月父亲心中有很多疑问？心中苦闷的他十年来第一次借故离开学校回到唐山过春节，去京城找老同亊聊聊了解一下政局内幕。到唐山后已经腊月二十七了，往农场打电报要我回唐山，那年春节我们爷俩聊的话题自然是总理的去世与今后中国的政局往何处发展等等，通过这次长谈父亲感到我成熟了，这次谈话我也表示今后只干技术不搞政治的今后方向，得到父亲的认可。1976年是父亲是在沉闷的心情中度过。10月粉碎四人帮后父亲的心情才得以好转，心中10年来的疙瘩才得以觧开，如何拨乱反正使学校工作回到正轨纳入父亲的日程，首先要给那些因文化大革命被迫害之死的同志平反，那时要平反首先要有家属、亲友提要求写申诉书，不少同志的家属亲友还沒有这样意识到，父亲在和这些同志的孩子碰面时点拨他们並给他们出谋划策，所以这些同志能够早早得以平反（就我所知原副院长李钧和原人亊科长李铮等人都是这样平反的） 。
由于父亲文化大革命的种种表现让广大的教职工对父亲有了新的认识，他们都说何院长是个大事不糊涂的人。
1972年文化大革命进行了6年，停止招生6年后学校接到上级指令今年开始招生，可是有的领导以学校沒有建好为由不赞成招生，父亲知道后说不招生那还是大学吗？在父亲的坚持下这一年如期招生了，广大教师心中才都有了新的希望（实际上很多教师对文化大革命的某些做法很反感，对当教师的沒有学生可教的现状很无奈，自己在家偷偷的学习进修呢）。 他们可以名正言顺的进行教学硏究工作而不用偷偷摸摸在家学了。当然直到1977年全国高校恢复高考，广大教师心中那种没学生可教的无奈才真正得以消除。
学校迁到峨眉后很多教师、干部因家庭原因要求调离学校，父亲心里很着急。在校工作多年的父亲认识到：有－支好的教师队伍和－支好的干部队伍是办好学校的首要条件。唐院在唐山时就是靠这两支好的队伍才办成全国知名的大学。怎么才能稳定这两支队伍是工作中的重点，为此他多次找人事处长何振吾谈话要他想办法多往学校方面调进两地分居的另一方人，並为解决教职工的子女工作多向部里要招工指标，在多方面努力下解决教职工要求调离的不安定因素。同时找财务科长倪建民谈话要他今后在财务制度上对教职工出差报销上放宽一些，不要卡的太紧（当时教职工已有这方面的反映，父亲听到了这些反映后当即找倪科长到家中谈话），并要他给教职工多向部里要些生活补贴发给大家，借此多方面的稳定教职工情绪，从而达到大家在峨眉安心工作的目的。
1978年铁道部又开始调整领导班子，父亲当时己近70岁了在峨眉坚持工作12年了，在潮湿的环璄身体出現了一些不适反应，应该考虑离休后的去向问题。当时父亲想回唐山养老，部领导也基本同意。但这时峨眉学校发生了一件事，一名学生在校期间身体不适，经医院检查患白血病，再一查得病原因是房屋用砖中伽马射线超标，从而在西南交大又引发迁校问题大讨论，有人提出打回唐山去的旗帜。这令部领导非常头痛的问题又被提出来了，所以部里对父亲离休去向不给明硧答复，只是要父亲先去疗养院疗养，又过了两年1981年8月铁道部下令何志先调大连铁道学院任顾问。父亲离开西南交大考虑到我在唐院这所重点大学里多工作几年可以多学习些本领，所以调走时就沒有让我和他走。直到1985年他感到年纪大了身边沒有儿子照顾生活不方便，我这几年在峨眉学校学习锻练的差不多了，所以这－年把我调到大连铁道学院。来后我感覚大连气候很好，很适合北方人居住就问父亲怎么找到这么－个适合养老的地方，父亲告诉我不是他找的，是铁道部把他发配来的。发配？这是怎么回事呢？父亲告诉我当年他想在西南交大办离休，在学校工作了23年有了很深的感情，和那里的教职工关系也很滆洽，回唐山后又可以和在唐山的老同事闲时聊聊天，可这时峨眉学校正因射线事件及茅以升教授在人大上发提议“要求恢复老唐山交通大学的提案”，我父亲在唐院工作七年之久和唐山地方政府关系较熟，怕父亲参与此事，故把我父亲安排到大连铁道学院来了。通过这次谈话我才深深体会到父亲身在大连而心却永远连在唐院这个情结上。
每当老唐院的教授、职工来大连出差讲学，来看他都是他最高兴的日子。记得那一年杨元教授到大连讲学来家中拜访他，他非常高兴。事后父亲和我谈到杨元，他说他知道杨元的父亲是杨荣宝老教授。他为杨荣宝有这么一个优秀的女儿，为西南交大有了这么优秀的教师感到放心，老唐院后继有人了。
当他知道阎涛. 王润霖等先后当上了校长时，父亲更放心了，顾稀任院长时代培养的干部是好的干部，他们在学校多年对学校状况了如指掌，今后学校的发展就会走向正常的轨道。
当知道学校最后迁往成都建校时，父亲彻底放心了，他知道在西部的大都市成都老唐院会越建越好。他为铁道部终于能正视迁校中的失误并加以改正而高兴，同时认为自己1964年迁校时提出的在农村办不好大学的意见是正硧的。他本想等学校在成都建好后去看看，只可惜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这个心愿沒能实現。
在我动笔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原大连铁道学院院长许世拯、原书记杨淸春、原大连铁道学院廖凡教授、叶家金教授，原铁道部教育局局长张毅及西南交大原校长王润霖，西南交大校长办公室主任钱治平，校史办的同志为我提供了资料，为此特表示万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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